富士康这样的巨无霸企业带来的巨额投资和GDP无疑对地方政府具有巨大吸引力。在富士康进驻前的2006年，淮安GDP为651亿元，财政总收入92.9亿元，到了2011年，这两项数据分别达到1315亿和310亿元
王培霖
小马(化名)是一名大二的会计系女生，在江苏省淮安市读书。9月初刚开学，她没有走入课堂，却被学校安排，与同学们一起到了富士康淮安工厂的生产车间，组装苹果手机的数据线。
这是一次为期两个月的“实习”。在淮安，多所高校大规模组织学生，去富士康科技集团富誉电子科技(淮安)有限公司参加这种“实习”。在急缺工人的背景下，学生成了富士康人力资源大军的一个重要来源。
正如当地的路边广告牌所宣传的那样，在这个自称“南有昆山、北有淮安，打造台资新高地”的地方，政府正在动员式地调动大量公共资源为富士康服务。
不情愿的“实习”
富士康淮安工厂，秋高气爽挡不住工厂门前招工的热浪。“急缺10000人，报名火速进行”、“富士康不收任何费用，欢迎广大求职者前来报名”等由富士康人力资源部门制作的横幅，挂满了工厂的一堵围墙。
而工厂周围，除了零星散布的个体招工点外，一些中介公司也聚拢而来，其醒目的招工牌上写着：“富士康报名点”、“富士康直招”等字样。
今年5月，新华社报道称，由富士康科技集团投资逾2.1亿美元的苹果零组件生产线，将于今年10月在淮安建成。
工厂全面开工在即，工人却远未充足。于是，淮安当地高校的大量学生被以“实习”的名义派到工厂。《第一财经日报》记者了解到，近日，刚刚开学，淮安数所高校便召开了实习动员大会，学生们报到后不久，旋即登上去往富士康的大巴车，其“实习期”多为两个月。
本报记者实地走访了当地的江苏省财经职业技术学院、淮安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淮安食品职业技术学院三所高校，多名学生均表示参与了在富士康的“实习”。
事实上，近年来，淮安当地高校一直与富士康有密切的合作，向富士康派遣“实习生”已成为常规。但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一则派遣规模扩大，不仅机电等与富士康的主营业务相关专业的学生被派去“实习”，连会计等与生产无关专业的学生也要去车间；二则出现了“反复实习”现象——不少大二已经去富士康“实习”过的学生，此次大三一开学又被动员去“实习”。
不过，随着“实习”事件在网上被曝光，部分学生已经返回校园。
据江苏省财经职业技术学院一名刚从富士康回来的大三学生透露，该校原计划分三批次将学生送到富士康“实习”，他属于第一批，是9月3日去的，其他两批原定在本月10日、20日左右前去。但第一批学生最近一闹，校方同意他们返校，后面两批的“实习”是否成行就不得而知了。该学生表示，他们在大二时就已去过富士康“实习”。
该校另有数名学生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他们到富士康“实习”前被要求签合同，但是合同却另有乾坤——在填写诸如“是否自愿进厂”、“是否接受加班”等选项时，凡是填“否”的合同都被挑出来，要求改为“是”。
相当多的学生去富士康“实习”属被逼无奈。三名仍在富士康“实习”的会计专业女生对本报记者表示，她们在那儿从事的是苹果手机数据线的流水作业，她们很不情愿，但被学校告知：不实习的话，会影响学分、拿不到毕业证。
这几名女生在富士康每月的基本工资为1550元，两班倒，加班则另有加班费，工资标准与从社会招聘的一般工人相同。
“努力满足富士康用工需求”
富士康淮安工厂的大门口，一位中年妇女骑着电瓶车在招工。她说，上级给了村里任务，她所在的徐扬村被下达了招聘30人到富士康上班的指标。据她透露，不光是徐扬村，附近其他村都被上级下达了指标，于是每天在富士康门口拉人、招人成了她的工作。
这背后，是淮安市政府系统从上到下“动员式”地在为富士康服务。淮安市政府还曾经专门设立机构来解决富士康的招工问题。
资料显示，2009年10月，淮安召开“市政府富士康招工服务工作会议”，以“动员各级政府齐心协力，努力满足富士康的用工需求”。会议提出，富士康的招工难是一个“必须引起高度重视的问题，处理不好，将直接损害我市的投资形象”。会上要求“市政府成立招工服务办公室，并作为常设机构，从相关部门抽调人员集中脱产办公。各县区都要尽快建立服务大企业招工领导小组，成立专门机构，切实推动本地区招工工作开展”。
在这种形势下，高职院校学生被注入了富士康的人力资源体系。江苏省教育厅下属网站上一篇名为《淮安市高职校圆满完成服务大企业工作》的报道称：“2010年，按照市委市政府、市开发区的总体布置和富士康等大企业的要求，进一步深化了与富士康、达方等大企业的合作关系，促进了校企合作的健康持续开展。”
该报道透露的数据是：“一年来，市高职校先后组织十余批、1500余名学生进富士康顶岗实习、社会实践，就业、实习稳定率在90%以上，圆满完成了生产任务。”
“万千宠爱”系于一身
当地政府之所以如此重视，是因为富士康的入驻对这个苏北欠发达地区意义重大。在富士康进驻前的2006年，淮安市的GDP为 651亿元，财政总收入92.9亿元。2007年富士康一期工程投产，其他台资企业涌入，到了2008年，淮安GDP跃升到910亿元，财政总收入170.5亿元，财政收入几乎达到3年前的两倍之多。到了2011年，淮安市的GDP已达 1315亿元，财政总收入310亿元。
从2006年开始，“富士康”三个字在淮安市政府每年的工作报告中不断出现。2010年，该市政府的工作报告提及“富士康(淮安公司)销售突破60亿元”，而今年，其目标是实现销售额160亿元。同时，今年淮安市在财政总收入上的目标是要达到407.8亿元，为富士康进驻之前的4倍。
招工之外，地方政府也全面动用行政资源帮助富士康这家巨型企业。例如，2006年富士康准备建厂时，淮安对涉及该项目的319户民宅进行拆迁，仅用了1个月；审批方面，淮安工厂项目也享受到了富士康在大陆投资所遇到的“第一速度”：省建设厅半天、发改委一天、外经贸局半天……环保审批通常是耗时最多的一项，因为要组织多次专家论证，再对环评申报报告作细致修改。但江苏省“特事特办”，仅用18天便审批完毕该项目。
职校生富士康“实习”并不鲜见
淮安的现象在富士康投资的其他省份亦有出现。2010年9月，河南省政府下发《省扶贫办关于富士康科技集团在我省贫困地区招聘培训员工工作的通知》，以扶贫的名义把为富士康招工的任务下达给各地方政府，该文件要求当年9、10两个月内为富士康完成招工人数2万人，招募对象主要为职业学校在校学生及贫困地区剩余劳动力。
今年3月，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卢晖临，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沈原、郭于华和香港理工大学副教授潘毅牵头发起，北大、清华、香港理工大学等20所高校100多名师生参与的大型调研组发布题为《富士康，你改过自新了吗？》的调研报告。
参与上述调研的师生走访了富士康在全国的19个厂区，做了500多个访谈案例和2409份问卷访谈。报告列举的问题就包括：一些地方政府滥用公共资源、以行政命令手段为富士康解决劳动力供应问题，助推职业学校沦为职业中介，造成了严重的违规使用学生工现象。
以实习之名滥用学生工，剥夺了学生的受教育机会，要求实习生与未成年工人进行高强度、超时限的劳动，损害了学生工的合法权益。
报告称，富士康在大陆的急速扩张，既是为满足其生产扩大之需，亦是降低生产成本之举。对于地方政府而言，富士康这样的巨无霸型企业落地所带来的巨额投资、GDP增长和就业规模，无疑具有巨大的吸引力。在此背景下，亲资本的政策导向也就成为发展的题中之义，这种亲资本的导向不仅体现在土地、厂房、税收、海关等方面的优惠上，在制造型企业用工荒的背景下，亦体现在地方政府不遗余力地为富士康招募工人上。
学生“被实习”与政府“当保姆”
近几年里，各地经常有学生“被实习”的事情传出。这一次，轮到了江苏淮安。本报今天的头版边栏，讲述的是发生在淮安富士康的“被实习”事件。
淮安学生“被实习”的背景，是富士康招工难。地方政府为了帮助富士康，这几年中没少花心思。市政府甚至曾专门召开工作会议，探讨此问题的解决。看得出，当地对于富士康这样的纳税大户，是何等的重视。
学生进入企业“实习”，本是自身受益的事情。企业提供了平台，学生得到了锻炼，两全其美，再也正常不过。但“被实习”不一样，学生们之所以认为自己“被实习”，是因为自己的主动选择权被剥夺了，代之的是在压力之下进入工厂，辛苦工作之余仅拿一份微薄的工资。
这意味着，“被实习”的实质，是学生们的权益受到了侵害。处于弱势地位的学生们常常对于权益受损之事敢怒不敢言，是因为给予他们压力的，都是他们所惹不起的。如何避免学生被借实习之名而当成廉价劳动力，是一个值得深长思之的课题。
如果再往深处观察，学生“被实习”，只是当地为了求解富士康招工难题的一条路径而已。学生们之所以“被实习”，关键还是因为富士康招工难。而这个难题为当地官员所高度重视，在他们看来，处理不好，将直接损害当地的投资形象。说到底，一些官员在替富士康着急，也是在替自己着急。
富士康是家大公司，能够提供大量的税收，因此成了许多地方政府官员眼中的“香饽饽”。前几年，几个地方争抢富士康投资的事情，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发展经济乃至在GDP竞赛中获得好成绩一直是地方官员们心头的压力，谁要是拉到了大企业投资本地，就如吃了一颗“定心丸”。政府千方百计想为大企业的方方面面做好服务，便显得顺理成章。
政府服务企业，道理上没有问题。有学者将此视为政府应该当“保姆”，且要当好“保姆”。问题在于，政府如何为企业提供服务？如果一个地方政府过于青睐个别企业，但是对于更多的小企业的需求，却顾不过来，这其中就存在某种不公平。同是企业、同是需要被服务的对象，仅因为规模不一样，纳税额不一样，就只能享受不对等的公共服务，这是值得商榷的。
政府服务企业，还必须是在政府的职能范围内。政商关系，向来是个纠结的话题，但无论如何，市场逻辑与政府逻辑需要区分和划界。政府服务企业，是要营造良好的商业环境和法治环境，让企业能够安心发展、专心发展。如果地方政府事无巨细，样样揽入自己怀中，就有可能做了并非职能范围之内的事情，是谓过度服务。
过去有些地方为了笼络大企业，随意给廉价土地，动辄给补贴，就连环境评价也可以走过场，导致了不少问题。这就相当于拿全民的付出为代价，去支持单个企业的发展。在过往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这样的事人们已经见得太多。事实上，支持或没有反对学生“被实习”，应当也算是过度服务的某种表现形式，以牺牲学生的权益为代价，支持了企业的利益。
类似富士康这样的企业，在整个产业链条中的地位是清晰的。作为代工厂，拿到的还只是辛苦钱，更多的利润被国际企业拿走。改变这样的发展模式，早已成为共识。如此，政府应该做的，是在稳定地方经济发展中帮助企业转变发展方式，而不是过度关爱。可惜，一到地方上，一到具体环境中，政商之间的关系，往往走的还是老路子，见到的还是熟悉的情景，这不得不让人担忧。
